“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时候，中央实际上不能正常工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陶铸、彭真等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中央的工作，很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代替。国务院呢，副总理一个一个地被打倒，在台上活跃的主要是“文革”中起来的那几个人。国家机器的运转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况中。 
　
　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党中央副主席，还在那里苦撑着这个危局。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国家机器总还要运转吧，社会秩序总还要维持吧，国民经济虽然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人民总还要吃饭吧，要吃饭就要生产。要知道一天不生产，社会就不能维持。还有外交，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大国，外交上有些活动也不能停顿。所以说，这一切的活动，都需要有人维持。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周恩来能出面维持。但他说话有时也不灵，没有人听。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吗？他也在被批判之列。“四人帮”一伙人公开向他发难，他的处境非常困难。
　　
“四人帮”一伙横行霸道，他们要做的许多事情，最后要以政府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去做。那谁签字呢，只有由周恩来。总不能毛主席出面吧，毛主席不是总理，也不是国家主席，他怎么出面呢？所以当时很多事情并不由周总理决定，但要用周恩来的名字签署。说是被迫签字也得签啊！在党和国家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还得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不能分裂。所以，对有些事情的处理，周恩来是违心的，是不得已的。
　　
我们后人研究历史，如果查档案的时候，很可能发现有些错误的档案文件是周恩来签字的，但是这些东西的决定过程往往是很复杂的，不是周恩来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是违背他的本意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是“四人帮”决定的，有些是毛主席决定的，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对这类事情，我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弄清楚当时的形势，各人有各人的是非功过。如果不弄清当时这件事情的整个情况，只是看档案上谁签的字，以此来对人物作历史的评价，就会作出不符合当时实际的结论。所以，研究历史一定要重视和分析当时的整个形势，不能单凭哪个文件，哪个档案材料，谁谁签了名，就简单作出结论。这就像那时候报纸的宣传，是不是报纸上宣传的都是真实的呢？“文化大革命”搞得天下大乱，可是报纸上却天天宣传形势大好，难道形势真的大好吗？所以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些表面的东西，研究历史的真实。
　　
“文革”过去还不太久，有些当事人还健在，应该把当时真实的情况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周恩来同志有一个全面的评价，我觉得这段评价是概括得很好的。尽管“文革”那么大的破坏，但是我们还是保持了基本的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虽然非常地困难，但国家机器还在运转。这和周恩来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历史决议中对周恩来同志作出了一个正确的评价，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的过程中，我发过两次言。当时我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周恩来同志作出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评价，免得后人被一些错综复杂的表面东西所误导。记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说档案中有多少错案有周恩来的签名。张爱萍说：对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评价，不能只看那些档案中的签字，重要的是要看他保护了很多的干部，这些干部在“文革”中虽然受到摧残，但还是保护下来了，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个很大的功绩，也是他的领导艺术。张爱萍同志的这番话我觉得比较中肯。我希望研究历史的人，要特别重视历史的真实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一些历史的表面现象所误导。

作者: 温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