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06 | 南方都市报--民主的障碍在哪里
类别(日白) | 评论(1) | 阅读(31) | 发表于 17:40
　　
　　■知道分子　之邵建专栏　

　　网易近日转载北京日报《读报告，谈民主》的专家文章，认为今天的执政体制“绝非昔日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可比’”。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当然搞民主。然而，民主的口号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就开始谈，屈指数来，今天已是第90周年。90年过去，民主依然还是一个鼓动人心的口号，依然还在谈，这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那么，今天如果不是谈民主而是实践民主，障碍在哪里？文章批评了这样一种观点：“许多报刊文章认为中国现在不能搞民主，因为中国人文化素质低。”这果然是中国民主迟难推进的原因吗？当然不是。不过这种论调其来有自，不妨从历史的角度作一剖析。

　　回顾20世纪早期的北洋时代，这是整个亚细亚第一个实行了英美议会制度的时代，面对本土议会实践中的种种弊病，鲁迅很生气：“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对国民素质的失望，转而导致对议会制度的否定。鲁迅这样立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当然，时人也有不认同鲁迅的观点，认为共和制度本身就能造就好公民。民主是立地可行的，无需等到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之后。这样的观点，却遭到当时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张尉慈的反对，他说：“有人说，好人民须由民治或共和政体造就出来的。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好公民。反转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对此，张颇不以为然，声称“这样一种观念，在理论上也许是很对的，但在事实上却是没有根据的”。张鲁看法一致，都认为民治制度须以国民文化素质为基础。这种“素质论”便由那时开启，一直沿袭到今天。

　　不过，即使那个时代，也有反对张鲁观点的声音，比如胡适。实在地说，张上述所指出的观点其实就是胡适的观点。在制度论和素质论的排序中，胡适认为制度优先，因为制度本身就有培育公民素质的能力。胡适和张的商榷中，紧紧围绕“民治的政治制度有没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而展开。在胡适看来：“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的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国采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胡适甚至列举了他在美国留学的例子，因为不懂大选，胡适现场请教投票选民。“我故意拣了几个不像上等人的选民——嘴里嚼淡巴菰的，或说话还带外国腔调的——不料他们竟都能很详细地给我解释。”胡适说，“他们何尝读过什么《政治学概论》或什么《公民须知》？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比我们在大学里读纸上的政治学的人还高明得多。”这就是胡适的经验。民治作为制度，“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可以学得到的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同上)。因此，胡适的结论是，“宪政可以随时随地开始，但必须从幼稚园下手”。

　　在胡适、鲁迅、张尉慈等人的看法中，我们今天无疑应该认同胡适的看法。胡适的看法“卑之无甚高论”，与其高头讲章谈民主，不如立即去做。民主就像游泳一样，只能在游泳中学会。如果一件事所需的时间越长，就越需要马上去做。所谓从“幼稚园”下手，就是从民主的最起码处开始。民主的时间表已经耽误了近一个世纪，没有任何理由再延宕。素质论的要害在于它把民主难以推进的责任卸给了国民。其实阻碍民主的真正原因肯定不在国民，而在制度本身——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原因。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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